孙大午 刚正之魅

时间:2022-06-27 10:3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编辑:admin 点击:
四年了。2003年的10月底,被羁押近半年的孙大午终于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现在,正是缓刑期满的日子。 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办免费的农民技校、不指望赚钱的中学、极便宜的合作医疗事务; 当时的《南方

  四年了。2003年的10月底,被羁押近半年的孙大午终于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现在,正是缓刑期满的日子。

  “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办免费的农民技校、不指望赚钱的中学、极便宜的合作医疗事务;

  当时的《南方周末》试图以这段概括性文字,来描述这个有着严肃的道德诉求、律己甚严的农民企业家的性格和命运。

  由于他不愿靠向银行送礼甚至是行贿获取贷款,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但没想到的是律师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却让孙大午坠入了无妄之灾。他的既获罪又判缓刑,也许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原定“从严从重从速”的孙大午案,戏剧性地演变为“从宽从轻再从缓”。他说:我无罪,但我服法。

  他个性依旧,相比过去也许少了点激越和悲壮,多了散淡和内敛;除了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慎重了一些,精明强干的企业家性格、求真入世的思想者气质仍然兼而存在。

  孙志刚的死,换来了不人道的收容遣返制度的崩塌。对解决民间融资的法律制度难题,“孙大午案”本来被视为具有标杆意义。在他之前,“吉林孙大午”沈太孚因民间融资被枪毙,“湖北孙大午”陈远豪从2000年起就被羁押;与他同时,“四川孙大午”肖安宁被重判收监,“山西孙大午”同样被判三缓四,但企业被廉价拍卖;在他身后,各地仍有断断续续的新“孙大午”们,同样在为融资而揪心奔忙,甚至同样身陷囹圄。历史的演进,看来并非总是笔直向前。

  他失去了清白名分,企业几乎被这场飞来横祸冲垮,创业以来从未亏损过,当年却陡然损失近两千万。但他说,他已能做到心态平静。

  和狱友相比,他不是最悲惨的。他发现,牢房里的犯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冤枉或被重判的。

  在监狱里,一个抢劫犯跟他说,他和同伙早就注意到了孙大午的行踪,包括他妻子和两个儿子的,但要动手时又都犹豫了:他给乡亲做了很多善事,他们下不了手。他说,“我感觉到了暖意、快乐和收获。”

  作为一个多年关注孙大午的记者,在我看来,他有两点值得记者追踪记录:一个是他作为企业家遭遇到的具有标本意味的融资困境;一个是他作为民间思想者和农业企业家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视角新颖,观点独特,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线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有本名作《以自由看待发展》。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评论本书说:“森阐述了这样一个概念——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广义的发展,对自由完全不怀敌意,相反,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

  如果说,经济学大师的著作是富于逻辑性、结构完整的饱满的理论推演,在我看来,孙大午的思考,则是一个有着敏感直觉和现实精神的思想者对大师观点的朴素印证——只有自由增加,才能带来经济发展。

  在那些怀疑自由效能的人看来,这些,也许是罔顾中国复杂现实的“新自由主义”论调。也许,我们应该对阿马蒂亚森其人多一点了解——正由于他对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深切关怀,他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如下这段概括他学术贡献的话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引用:

  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他指出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

  人物周刊:的名言,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现在很多学者认为,“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而你认为“三农”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松绑放权,是你标新立异吗?我看到过文章,经济学家张曙光也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官员,约束官员的反市场行为。”

  孙大午:我的看法是,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以前我曾呼吁中央出台“临时乡村法”,主张撤并机构,“拆庙赶和尚”,现在我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不动现行体制,“养庙养和尚”。

  我在农村办农牧企业22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村发展受制约太多,形象的说法就是,“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

  例如,我的食品公司的生产用水,要经过好几个部门检查。首先是水务局,抽水化验合格后,收费走人。水务局走了,技术监督局来了;技监局走了,卫生防疫局来了;卫生防疫局走了,环保局来了……同一个水井的水,同到一个机构化验,化验单各部门互不认可。因为水务局执行的是《水务法》,技术监督局执行的是《技术监督法》,卫生防疫局有《食品卫生法》……他们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这样每个部门每年少则检查两次,多则四次,每次收费1200元-6000元不等。这还只是账面费用,实际交易成本远高于此。

  作为我们保定养鸡协会的会长,我说某批鸡运到某县不用检疫,我有北京和省里的专家做技术服务,但畜牧局的初中生用肉眼一看就说不行,最后还得他说了算。专家和高科技不顶用,他的服装肩章顶用。

  不论是生猪屠宰、农资专卖,还是民办医疗、民办教育的审批,金融、土地的限制和管制,林林总总的部门法规,都不同程度强化了“三农”问题,形成了“农村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就是农业”的格局。

  其实,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发3个“1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经济36条”,其主旨都在于放开搞活。但,国家政策再好,也难以摆脱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格局。

  因此我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乡村创业促进法”,即用“促进法”这一个大檐帽,把各种部门法规挡在城市里,挡在乡村外,让原来只能种地的农民在乡村搞多种生产经营,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裕文明起来,对国家大局有百利而无一害。

  孙大午:很多部门法规跟我们国家的——《宪法》不相吻合,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他考虑的是全局利益,而这些部门考虑的是部门利益、部门管制。

  比如说杀猪,从中国历史上看,哪有养猪不能杀猪的呢?而我们就搞了个《生猪屠宰条例》,他让谁杀谁才能杀。理由也很好:为了防止注水肉。为了防止猪肉质量不好,就要把它管制起来,以此类推,是不是也该有个《生鸡屠宰条例》、《生鸭屠宰条例》,牛屠宰是不是也该有条例呢?再以此推论下去,岂不全都要垄断起来?

  这些管理部门,以管理管制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如何让农民搞活。这些部门铁律又贴上了一个正义的、所谓为老百姓着想的标签,有很大的隐蔽性、欺骗性。

  人物周刊:难道这些部门法从立法初衷上都是错的、没有合理性?有管理的情况下,农村假酒案、大头婴儿奶粉事件尚且层出不穷,完全放权会不会更乱?

  孙大午:不是说这些法律全不好。只是太超前,跟西方接轨太早,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农村目前还大多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应该先发展,后规范,等发展起来了,这些部门法也许还用得上。

  人物周刊:很多管制,表面上是强调管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其实是人为提高市场准入门槛,造成“权力寻租”。

  人物周刊:你以“松绑放权”作为复杂的“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会不会太乐观?作为企业家,你的想法能代表普通农民吗?

  孙大午:中央调查组到基层访问时,一般农民只会说:电费高,税费重,种粮不赚钱,村霸如何厉害。那么上面会认为:这还是干部作风问题,是吏治腐败问题。其实农村的落后,农业的低水平,农民的贫困,原因都在于农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就是想干也很难干得成。

  只有从法律上解放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创业潜能,减轻政府压力,有效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

  孙大午在创业实践中,深切感受到了不少现行政策、法律的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之处。

  资金、土地、劳动力是企业生产的三大要素。孙大午的企业,除了劳动力外,资金和土地都缺。他的无妄之灾得自融资困难,土地则是困扰广大农业企业发展的制度障碍。

  传统观念认为,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紧缺,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因此要节约用地,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物以稀为贵,紧缺的资源才宝贵,从这个角度推论,既然耕地紧缺,租种耕地的收益就该很高,农民应该抢着承包才对。

  大量农村形成空心村,土地大量闲置,没有人耕种,青壮年农民一般都离乡进城,剩下来种地的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很多地方的废弃地或荒地反而比耕地价格高。以大午集团为例,长期租用的耕地只用付给农民每亩400元(农民还会很高兴,自己辛苦耕种一年,最后纯收入也许一亩地还达不到400元),而租用废地反而要每亩1500到2000元。

  这是一个荒谬的现实:国家现在还大力补贴粮食生产,但受保护的耕地不值钱,废弃地反而值钱。这是不是反常?

  孙大午:保护大熊猫是因为它稀少,因为珍贵。如果保护的东西越保护越不值钱,保护的意义何在?关键的问题是种粮食不挣钱,耕地不值钱。

  人物周刊:种田不赚钱,但还是要控制住耕地,你怎么看待这种严控耕地面积、保护粮食生产的做法?

  孙大午:其实,古往今来都没有缺过粮食。说李自成造反,农民没有粮食吃,那不是农民不种地,是农民种不了地,没法种地,要么兵荒马乱无人敢种地,只好荒着,要不就是种地收成还不够交税,这都是国家政策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地少了,粮食少了。现在全国人口13亿多不缺粮食,1950年代末才6亿多人口,三年灾害期间也饿死那么多人。因此不是人多地少的问题。

  其次就是粮食流通不畅,限制流通。现在,东北的粮食运不出来,老是烂在库里。怎么会缺粮食?

  再者,世界上的粮食堆积如山,都为出口发愁。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那么澳大利亚、加拿大也不卖给我们吗?非洲也不卖吗?全世界都不卖吗?要是那样咱们是个什么国家?

  孙大午:市场经济下有什么是买不到的?除了买有人干涉外,坦克大炮、飞机军舰导弹都能买。粮食这么不值钱的东西,怎么会买不到?按说咱们买谁的粮食咱就是老大,他得给咱送礼,现在买哪样东西不是这样呢?

  孙大午:国家说人地矛盾非常紧张,浙江人均才四分地,怎么那么富?日本资源那么缺乏,土地那么少,怎么那么发达?朝鲜半岛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南北韩面积差不多,环境气候条件也比较接近,南韩4000多万人口,是北韩的两倍,可北韩没饭吃,南韩丰衣足食,粮食多得找不到出口国。只要是民主体制下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地区,哪有缺粮的?

  对于所谓“粮食安全”问题,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害多于利的……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这个重大转变发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研究过全世界范围内从1974年到1997年的粮食产量问题。

  他注意到:不仅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并没有发生真的下降(实际情况恰好相反),而且人均粮食产量最大的增长是发生在第三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特别是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非洲的粮食产量下降,主要是一次普遍性经济危机的反映(实际上是一次包含了重大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因素的危机),而并不特别是一次“粮食危机”。

  他的结论是:“当前世界粮食生产并不存在任何显著危机,当然,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确实是随时间而变的(在某些气候不好的年份产量甚至会下降,在一两年内为那些危言耸听者们提供了一个借口),但是粮食产量上升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引自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208页)

  去年冬,澳门大学两位教授访问大午集团,带来了一个消息:在美国纽约市郊两三个小时车程之地,大约有600个农场正向全世界发售,1000亩地20万美金,合一亩耕地还不到2000元人民币。他们建议孙大午成立一个农业跨国公司,到纽约去购买农场经营。

  “市场经济是没有国界的,人家向世界招商,等着盼着外国人帮他搞农业生产,中国还在把粮食立足本国,把土地的使用权冻结,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不能进行交易流转,这其实有悖于世界潮流。立足于本国农业的农业大国思维应该成为历史,得赶紧转向以工商业立国,工商业才是现代国家的根本。”

  “农民真苦,农村线年初,湖北监利县干部李昌平以一封致的,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从此,久被遮蔽的“三农问题”进入学界中人的视野,并成为21世纪初中国社科界的显学之一。

  中国农村问题该怎么解决?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然的演变路径吗?围绕“该不该改革户籍制度、放开农民的人身流动权”、“土地该不该私有化(明晰产权)、进而可以自由流转”、“该不该开放市场、充分参与国际竞争”等问题,学者间大致形成了两种对立意见。

  “解决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恰恰在制度改革上,第一是减少政府通过国有、公有或者行政管制对资源的控制,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配置权越大、管制越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只会继续扩大,‘三农’问题会继续恶化。市场配置资源反而能缓解‘三农’问题。第二是取消户籍制度、将土地私有,这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流动能力和流动空间,让他们能像城市人那样自由地流动,这当然意味着普遍更高的收入机会和生活选择。”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也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基本权利被剥夺。无论是农村的386199部队现象、农村教育和文化的日益衰落、基层政权的腐败、农民工讨不着工资和受歧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农民犯罪率上升等等,都是这一实质的反映。

  “学者开出药方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有调查研究依据吗?拿美国那个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学者温铁军写道。

  他认为:“不能信邪,别简单化庸俗化地去信那些万金油或灵丹妙药,不妨先重视地方的实践,为基层多做一点实事。”

  主流意见认为,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包袱,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任务艰巨。但孙大午不服气,他认为只要国家给农民一个政策,就像1978年一样,中国农村一定会迎来第二次腾飞。

  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数十年创业于农村的孙大午,亲历了中国农村艰难变革的全部过程。几十年来和政府各个主管部门打交道的过程,让他伤透脑筋——从1985年开始办企业,工商局就卡猪,卡饲料,让成车的饲料烂掉。现在还卡粮食。2002年扣了他一车粮食,一车罚款3000元。那么怎样才不扣呢?你得给粮食部门交合法的单据费,最高一年他交了60万元。这就是粮食的改革。他不理解,粮食都烂在家里了,为什么不让流通?

  人物周刊:为什么有些学者害怕市场化、害怕产权明晰,害怕土地流转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还美其名曰“保护农民利益”?

  孙大午: “保护”是什么意思?保护就是管制,保护农民恰恰是对农民的不尊重。城市早就出现大资本家了,为何你们独独反对在农村出现?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是必然的,有些人想方设法抵制资本,不愿资本下乡,还希望保持小农经济,这是反市场、反进步、反历史潮流的。

  说名不好听的,他们就是那种大老爷情结。“我们现在是新社会了”,他从这个出发点考虑——他是青天大老爷,有能力给你做主,他见识了世界大多数地方的贫穷,我们不能解放世界,就解放你,我管着你让你有饭吃,就是这个想法。不能说他坏,但真是误国误民。他们目前还可以影响执政者,还会造成一时的思想混乱。

  人物周刊:某些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稳定当头,认为农民一“动”就不好管理,就会“乱”,用限制流动性来保持社会稳定。

  孙大午: 政治放开可能一时难以适应,但经济放开绝不会有问题。物有其主贫富不争,经济自由不会乱,改革开放初期假冒伪劣泛滥,但出了什么事呢?农民在历史上作乱,是由于温饱问题没解决,现在农民不是没吃的,而是有饭吃但没钱花,中国农村这么广阔的市场,消费却起不来。

  亿万个家庭就是亿万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应该相信他们,出了问题有法律制裁,有刑法民法管着。

  人物周刊:难道这些学者的意见完全没道理吗?比如说在长期的政府管制之后,突然就放开了,把大群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推向市场,这种突然的自由,会不会带来很残酷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资本兼并,造成失地农民的流离失所?

  孙大午: 1978年土地大承包时,上层也有你这种担心,土地承包给农民会怎么办?走资本主义不是穷的穷、富的富吗?会种地的产量增多,不会种地的地不就荒了吗?你家有2个壮劳力,就可以把柴油机拉到地里去,孤儿寡母家谁去帮她弄,地怎么浇?所以1950年代才改集体化,所谓互帮互助,集体经济不能放松。结果一承包,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哪家地不会种,孤儿寡母家的地也没少打粮食。

  这些人还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浪漫想法,他认为土地私有了,农民会一时糊涂或者上当受骗把土地卖了,以后就没饭吃,就会引起社会混乱。他不仅替农民着想,还替农民的儿子、孙子着想,认为农民的子子孙孙都要种地。但他就没想过,每个人做决策都是理性的,农民说不定比你还聪明了,他该打工就打工,该去讨饭就讨饭,为什么怕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知名企业家黄明评价孙大午说:我们吃到了苍蝇就咽下去,只有你公开拒绝吃下去。

  孙大午说:我就想做个愚公,既然不能选择历史,那我就服从历史的选择——黄河已经到了入海口,历史已经过了激流险滩,即将进入世界的大潮流。

  今天看来,倡言公平、立志为弱势农民群体代言的儒家知识分子,“大午出了头,成了大牛”、不愿低眉做顺民的爽朗个性,郁结于心不吐不快的对现实的犀利观察,以及和地方权力部门的长期拉扯,最终汇成了四年前的那场不白之冤。

  一直关注孙大午的杜润生老人这样安慰出事后的他:别以为你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大声说出来,原来的体制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和运转惯性,要学会等待。